九十年代的上海，因其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快车道而格外精采纷呈。一部《大都会》，以全景式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艺术长卷，多少人知潮有信“抢滩”来，潮起潮落不以成败论英雄，令人从中感受到本世纪末的一次经济腾飞。
如此以气魄逼人的长篇小说，却也耐得细看近瞧。在叙述外省人、外国人纷纷抢滩大上海的经济大潮中，作家显然跳出了传统的线性情节结构式的束缚，转而以一个个精心构筑的三角人物关系所激起的经济漩涡来代替，由此一个漩涡连着另一个漩涡地形成了如钱塘江潮般的涛头浪壁，从而达到结构与气势的比翼双飞，水天一色。
若细细欣赏这一个接一个的故事漩涡，那么汤弭波无疑是中心人物。作为跨世纪CIS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汤弭波，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时代家化联合公司设计企业形象、回购洁美品牌、引入巨额婚姻上一再受挫，小凤堕落成拉客女又反过来害春宝，都使人领悟到“抢滩”中的利与义的冲突。另一方面，作为中南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的方况，身陷他与麦湛恩、赖晓澄之间的营业部内部的人事漩涡以及他与麦湛恩、郭秉臣之间的“舒城”违规操纵股市的黑色漩涡，最后身败名裂而反映了另一类外省人在“抢滩”大上海中的种种唯利是图的不择手段。故事变了，人物也变了，但作家关心的依然是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吞噬。作为“舒城”违规事件中的唯一得利者褚婉敏，则体现出了外省人“抢滩”大上海中的另一类人。在她身上，既有在股市上尔虞我诈、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一面，又有在婚姻和情感上饱受风霜、更趋细腻的女性化本质，令人深省金钱与人性关系中也有着在更新的基础上实现利义统一的可能性。
作家俞天白九十年代以来连续出版了《大上海沉没》、《大上海漂浮》等系列长篇小说，几乎是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记录下了上海在九十年代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在艺术上大开大阖、以气势取胜的特点是这几部长篇小说的共同之处，而在结构上又一部一个变化，尤以《大都会》采取的“漩涡式”结构更见新意。如果说，一个作家在艺术创作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是艺术上成熟的标志，那么，家庭利益的事情上，他还是摆脱不了“大上海小市民”的心态而将乡下人包工头聂金贵推上了绝境。与其相比，大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陈匡植始终在自己的工作中警惕着“大上海小市民”心态的死灰复燃，从银行大楼的装璜工程到日常办公开支的精打细算，从金融人才的使用到银行业务开拓的优胜劣汰，几乎每一步都在冒着被人指责为“大上海小市民”的风险。然而，他这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做法却反而让人感到了“大上海小市民”心态的潜在。相比之下，任过合资企业副总经理的申公满则完全摆脱了“大上海小市民”心态的困扰，令人思考这是否是作家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
外省人抢滩大上海无疑是小说描写的另一个重场戏。这依然是由汤弭波装修新居室扩散开去的。汤弭波、聂金贵和方况这三个人物围绕着装修而形成的漩涡贯穿小说的始终。一方面，由聂金贵带出的一批无技术、无资金的农村劳力盲目来上海淘金而饱尝不规范经济活动的苦涩，有人破产了，有人堕落了，有人碰得头破血流，当然也有人觉悟了而走上正规。作家在这里关注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人性的被扭曲、遭异变的问题。无论是聂金贵被卜广东欺骗，卜广东又被妻子闵茵所骗，还是小翠在工作和资金等方面的重大经济活动，所引出的是汤弭波、申公满和尉安构成的“品牌”漩涡，以及汤弭波、陈匡植和褚婉敏构成的“资金”漩涡。由这两个漩涡波及开去，又有申公满、潘子渔和高鲁博构成的关于民族工业与外资合作的漩涡；申公满、尉安和高鲁博构成的中国人进入和退出外资企业所引发的立场、情感和胸襟的漩涡；陈匡植、陈蘅和河野构成的关于人才争夺、企业管理与金融竞争的漩涡；以及汤弭波、尉安和褚婉敏之间的友情、爱情在经济活动中激起的漩涡。在这一系列的三角漩涡、大漩涡套小漩涡的叙述中，汤弭波、陈匡植和申公满这一组上海企业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诚然，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去表现人性的深度，但现代人在日益激烈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遭社会性复盖现象反而具有更深的文学价值。这恐怕正是作家在这三个企业家身上执着地挖掘“大上海小市民”心态的道理所在。汤弭波在重大的经济活动中充分展示了一个大都会企业家所应有的开拓精神、开阔视野和开放胸襟，然而在自家新居室的装修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暴露出“大上海小市民”心态。虽然他一再地提醒自己不要看不起乡下人，并且确实真诚地帮助过大学同学尉安、安徽姑娘小翠，但一旦在居室装修这样深深地触及到个人利益和每一种创作风格又总是包含着该作家的独擅其长和弱势回避。以这样一个角度来苛求作家的话，则觉得俞天白有些过分信赖宏大叙事的魅力，在迅速捕捉住时代变迁过程中的万千气象的同时，有时又让人感到过于粘滞在生活现实上。若能使小说带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更强穿透力，相信会使其“大上海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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